往事并不如烟--怀念父亲毕传泽
往事并不如烟
图一：父亲毕传泽（1926.06.18--1970.11.07）
图二：父亲的立功证书
图三：父亲平反后六中发的讣告
我的父亲叫毕传泽（附图一），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八日生、出生于一个邮电职工家庭。
父亲一九四五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一九四九年六月、父亲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毅然放弃即将毕业的大学学业，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严格政治审查和考试合格后，光荣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父亲参军后离开了繁华富裕的上海，参加了解放西南的战役，重庆解放后在重庆市军管会工作。父亲在部队工作积极、进步显著、仅两年时间就从一名战士成长成为解放军某部排长，并多次立功受表彰，至今我都珍藏着父亲的立功证书（附图二）。一九五二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故乡湖北省沙市市。
父亲转业回沙市后，被分配到市人委税务局工作，任正区级干部。五十年代初沙市市是县级市，在当时、父亲的工作和待遇都是相当不错的。但过了不久、父亲主动放弃安逸舒适的机关生活，自愿申请调到学校，甘当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于是父亲调到了湖北沙市中学，担任语文教师、高中班主任、同时任学校工会主席。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母亲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成“极右派”（母亲是大学教师）。父亲由于不听上级领导的指示、不肯和母亲离婚划清界线，被撤消湖北沙市中学工会主席的职务并被贬到沙市六中当老师。（湖北沙市中学是省直属重点高级中学；沙市六中是普通初级中学，才新建，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主要招收搬运工人的子弟入学。）父亲调到六中后，时逢国家开设英语课，于是父亲开始教英语，同时任班主任和英语组组长。
不管是在沙市中学还是在六中，不论是教语文还是教英语，也不顾自己和家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父亲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把自己的全部热忱奉献给了他的学生。父亲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教好文化课的同时，他还带领学生开展文艺和体育活动，寒暑假很少休息，不是给学生义务补课就是义务带领学生开展活动。教英语后，为提高教学质量，自费买了留声机和英语唱片放给学生听。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自己忍受饥饿，多次送粮、油票和钱给学生，而我奶奶、妈妈还有我自己，都因营养不良体弱多病。
由于父亲的努力工作、他所有任教班级的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得到了良好发展，升学率也很高，大多被评为三好班级。父亲在自己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多次参加市、省及全国的体育和歌咏比赛，多次获奖，父亲还多次在沙市中学大操场上给全荆州地区的语文教师上示范公开课。因工作优秀、父亲多次被评为市级先进工作者。这些充分说明了父亲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开始了。我父亲则一夜之间从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文革”开始后，沙市六中和全国一样动乱不安。随着“文革工作组”进住以后，六中的“文革”运动更是不断升级，六中完全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两位老师、一位师娘被迫自杀身亡；一位老师被折磨去世；一位老师被打成重伤；我父亲也遭到无辜打击被停职反省。开始准备诬陷我父亲母亲在家建立“反动小集团”，但是调查发现，在我家和六中教室听外语唱片的人，他们都是六中的学生，且绝大多是搬运工人的子弟，是无产阶级的后代，听的唱片全部都是毛主席著作，在我家也没有查抄出有问题的书籍，调查左邻右舍也没发现我家偷听“敌台”，因此，建立“反小集团”的滔天大罪便不了了之。但后来发生了所谓的“反标”事件，于是对我父亲的迫害打击迅速升级。事件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次，父亲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决心、献忠心的大字报中，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岁”用了繁体字的写法，工作组别有用心说是错字，诬陷父亲书写反动标语、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中生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发动学生和教工围攻我父亲，大字报铺天盖地，我家的墙上、蚊帐上都张贴满了，并且没完没了地大会批斗、小会批判，就连我和我姐姐的名字都成了父亲的“反革命罪证”。大字报这样写到：“......你（指我父亲）给儿子取名叫毕耕，就是要你儿子必定跟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你给女儿取名叫毕宗姚，就是要你女儿必须忠于你当右派的老婆（我母亲姓姚）、和你老婆一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我当时只5岁半、怎样反？我的姐姐出生在反右运动之前，完全都是毫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后来在无奈之下我和姐姐都改了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父亲是位正直的的人，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坚决否认，在批斗会上也不低头认罪（原本无罪！！），于是招来了更残酷的迫害。工作组唆使不明真相的学生和教工殴打我父亲。父亲被打难受，就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作组不许父亲喊，说父亲“没有喊毛主席万岁的资格”，父亲坚决要喊，于是工作组就指示要“打他（我父亲）的态度”，毒打地更厉害，并以打态度为由将我父亲非法关押，监禁在六中一阴暗、潮湿、闷热的楼梯间里，被非法关押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受尽磨难，被无休止地批斗、审问、拷打，被打得遍体鳞伤、全身浮肿、精神恍惚、满头黑发变成了白发。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父亲在六中的批斗大会上又遭到毒打。在被打时，父亲进行了躲让，此举又被污蔑为“抗拒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工作组电话请示上级，上级指示“打是可以的，不要打死了。”这样，父亲从十四日一直被打到十五日早上，打我父亲的人把课桌课椅拆了、用木棒毒打我父亲，打累了轮换着打，父亲多次被打昏死过去，就泼凉水、浸醒过来再打，大小便都被打出来了，惨绝人寰，父亲就这样被活活折磨得精神失常。八月十五日，沙市市在六中大操场又召开了对我父亲进行的批斗大会，会后父亲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沙市市公安局，后被关押在沙市市看守所。
在公安局和看守所，父亲受到了更残酷的迫害，奶奶和母亲多次带我和姐姐、妹妹去探视，都没能见到父亲；但是带回家换洗的衣服和被单上都血迹斑斑。奶奶不堪忍受这从天而降的灾难带来的巨大痛苦，抛下了她唯一的儿子和痛爱的孙儿孙女，服毒自杀身亡。母亲满腔悲愤到看守所，苦苦请求让父亲见祖母最后一面，也遭到拒绝。
一九六七年八月，沙市六中经上级部门领导同意，成立了调查组，对我父亲受迫害事件进行了调查。调查组经过全面细致的调查后，得出以下两条结论：1.我父亲政治面貌和历史清白，没有历史和现行的政治及其它问题。因此，父亲不应当是本次运动的打击对象；2.我父亲被迫害一年多，已有精神失常的表现，经沙市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诊断、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应当送医院住院治疗。调查组将调查报告上报到中共沙市市委。经市委同意、市委书记Z.J.签字后，将父亲释放出了看守所，送到沙市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后回到家中，补发了被非法关押期间的全部工资。仅时隔一年，我们见到的父亲已是骨瘦如柴、浑身伤病、精神痴呆、样子很凄惨。
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父亲又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从而又受到了新的迫害和打击。父亲的精神分裂症也更严重了。这年十二月，父亲第二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沙市看守所。在看守所里，父亲再次遭受到了更加残酷的拷打折磨，而我父亲他自己什么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父亲不仅是一个人受迫害，我们全家也受到株连，祖母自杀、母亲被关进牛棚、家中多次被查抄、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我和姐姐妹妹则被人任意侮辱和打骂、长期在各方面受歧视......。
一九七0年八月，我们全家被下放到湖北省松滋县两河公社落户。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被关在看守所受迫害， 亲人天各一方，不能见面。我们一家再次经历了生离死别的苦难.......。
一九七0年，沙市市和全国一样，开始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上级机关拟定由市委Z.J.书记出任沙市“革委会”主任。其它想争夺市“革委会”主任职务的人，别有用心地把我父亲的事情翻出来, 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沙市市军管会强迫沙市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推翻父亲“精神分裂症” 的诊断，遭到了该医院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拒绝。为此，市军管会派工作组进住沙市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对医务工作者进行了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在政治高压下，当初为父亲诊治的医务人员仍然坚持原诊断，于是军管会给医务人员办学习班，搞人人过关。最后、军管会找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给父亲看过病的医生，给我父亲开据了“精神正常”的诊断报告。军管会以此为依据、不顾事实真象，冤枉我父亲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经过了数不尽的批斗和折磨后，于一九七0十一月七日将我父亲残酷杀害。于是市委Z.J.书记当初签字同意释放我父亲就成了错误，Z.J.书记被调离沙市；而迫害我父亲的打手们则论功行赏、个个升官，Y.M.S.（六中“文革工作组”组长）从沙市中心百货商店一般干部的位置高升到市财办主任；L.C.Z.（六中“文革”运动负责人）从六中领导的位置高升到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领导办公室”（简称“知青办”）主任、“知青办”撤消后任市劳动人事局副局长；H.D.S.（父亲专案组组长）从法院一般干部的位置高升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文革”十年，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过着非常艰难的日子，而我家更是苦难深重、暗无天日、度日如年。在沙市六中，仅仅短短四年多时间，“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魔掌就夺去了六个人的生命，而我父亲更是因为一个繁体的“岁”字就惨遭杀害，尸骨无存，千古奇冤......。
一九七六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始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和姐姐、妹妹在母亲带领下，开始向省和中央的有关部门为父亲申冤。经过几年的申诉，沙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八0年十月二十五日作出了(80)沙法刑清字第21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仍然认定我父亲思想反动，是反革命分子。 看到这样的结论，我们全家更加悲愤，我针对复审的结论专门写了意见书，放在我们给父亲申诉的材料中。（附意见书。）
对父亲冤案复查结论的意见书（原文略有缩减）
一九八０年十月二十五日，沙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父亲毕传泽冤案进
行了重新审理，作出了（８０）沙法刑清字第２１号《刑事判决书》。该判
决仍然认定我父亲毕传泽思想反动......是“反革命分子”。我认为复审沿袭了
“文革四人帮”的极左思想，严重违背了党中央“实事求是、落实知识分子政
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与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背道而弛。应予彻底纠正。
第一：复审结论说“毕传泽思想反动”，这原本就是“文革”对父亲的
污蔑陷害。我父亲一贯热爱祖国，他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在人民解放军中多
次立功受表彰；他对党的教育事业无限忠诚，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
市级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有何“反动思想”？复审还“经查属实”，这是
站在什么立场？
第二：复审所谓的“一九六六年反省期间”，是“文革”初期工作组对我
父亲非法监禁、残酷迫害的期间。我父亲他原是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无错更
无罪，为什么要被关进私牢受折磨？复审还要作出这样的判决，岂不是认为
“文革”极左路线迫害广大知识分子是正确的？
第三：复审所称的“一九六六年书写反动标语”，这是“文革”时工作组
在六中制造的文字狱。我父亲在决心书中书写万岁的“岁”用了繁体字，就被
说成是“反动标语”，这是“文革极左路线”强加给我父亲的罪名，在那动乱
的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一点，六中的群众最清楚；
第四：复审说我父亲“属精神病患者”，这也与事实不符。我父亲原本身
体非常健康，“文革”受迫害前从未有过精神异常的表现。他是被工作组迫害、
折磨、毒打疯了的。复审将我父亲的冤案归罪于我父亲自己的“病”，是在为
“文革”极左路线迫害知识分子开脱罪责。
我父亲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Ｈ.Ｄ.Ｓ.是专案组组长，酷刑拷打他都参加了。现
在他又是复审组组长，由他来负责审理我父亲的冤案，他能公正吗？我们多次向
各级领导机关申诉，最后集中到他那里，他总是推、拖、哄，以至我父亲的冤案
到现在不能平反。我强烈要求市委派正直的领导干部来主持我父亲冤案的重审。
Ｈ.Ｄ.Ｓ.理应回避、不得参与。
在此之后，我和姐姐、妹妹继续坚持上访、为父亲申冤。我们不断把有关父亲冤案的材料送到市、省、中央的有关部门，送到中共沙市市委主要领导的家中。经过我们不断的申诉，更由于党中央“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指示深入人心，我父亲的冤案终于在一九八六年八月得到彻底平反（附图3），为了这个结果，我们前前后后申诉了十年、十年呀。
父亲蒙冤已经四十多年、父亲遇害也快四十年了。世事变幻，物是人非。我对父亲的思念不减，我对父亲的爱更深。现在，我从当初的一个懵懂幼童，也快要到知天命的年龄了。如今我孩子快要高中毕业了，前些日子孩子翻看照片，看到了他爷爷的照片（其中主要是开追悼会的），就问起此事，我给他讲了过去发生的事情，他听了很难理解曾经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听到当初打爷爷的人都是学生后、不相信是真实的，他问“一个字对不对翻翻字典不就找到正确答案了?”“学生对老师有那么大的仇恨?”“为什么要把人往死里整?”但是，这样荒诞的事情就的的确确发生了，而且还是以神圣的“革命名义”。这就是历史，这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发生的真实事情，我还原一段文革中的历史让大家看看，虽然我自己很受伤。
我常想，我的父亲母亲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热爱新中国，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受到了几十年的不公正待遇。这是为什么?而且，时至今日、不说赔偿、连补偿和一声道歉都没有。
澳大利亚政府向因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原住居民进行了道歉和赔偿；美国政府向在二战中日本侨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了道歉和赔偿（战争中敌国的侨民）；德国总理更是当着全世界，跪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代表德国向二战中受迫害的犹太人进行道歉、请求原谅（也赔偿了），我们呢?
于戊子清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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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删除 Guest / 2008-10-28 16: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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